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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心理学人才培养重地、

科学研究重地、社会服务重镇

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帮助“热干面”?

作者:                    来源:                     时间:2020-03-01

COVID-19疫情已持续近2个月,我们的心情也随之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宕起伏——有焦虑,有愤怒,有喜悦,更有各种感动……不论是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的基层干部,还是总想为武汉做些什么的平凡我们...总是让人感到温暖,收获力量。

今天小编不和大家聊其它,就想来谈谈我们为什么会帮助他人?帮助他人是不是同时也在帮助自己呢?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利他主义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看看小编下面的分享⬇️

 

—社会交换理论: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首先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帮助过的人向你道谢时,你是否会感到开心或者慰藉?这就是社会交换理论中提到的,从长远来看,帮助行为会使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样受益,正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催生帮助行为的奖赏,可以是来自外部的物质性奖赏,也可以来自内部,比如爱和快乐等[1]。其中,内部激励是个体助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如大部分献血者普遍承认,献血“使我感觉良好”和“让我感到充实和满足”。这表明,多做好事、多帮助他人有助于提升自我价值感。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理所当然地享受他人的帮助和付出,我们也要给助人者相应的奖励,如对其进行(精神)嘉奖或物质奖励,这也是在当前疫情下,有很高呼声建议提高一线医务人员工资待遇的原因。通过内外部激励双管齐下,在抗疫前线的医务人员们也会更有信心和力量去打赢这场战“疫”!

 

—社会规范理论:你不知道的潜规则—

有时候我们也会神奇地发现,帮助他人并不是因为一时冲动(如掐指一算,这么做会给我带来“好处”),而是出于一种更微妙的心理因素——“某些东西”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做。

 

就像那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几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某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互惠规则:你帮助了我,我也来帮助你!

2008年“5.12”地震后,湖北省千里驰援四川雅安汉源县,援建项目遍布汉源每一个乡镇。肺炎疫情发生后,汉源县各界群众汇聚爱心,捐款捐物,一批又一批的爱心物资送往湖北省各地,感恩援建之情[2]

 

不同文化下的群体都持有一个朴素的价值观念——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援助而非伤害[3]。如果只接受而不付出,这就违背了互惠规范。Mark A. Whatley及其同事在一项实验中发现,如果实验助手曾施惠于人,人们更愿意承诺向他所属的慈善机构捐款,尤其是当实验助手能够获知这些捐赠行为时 [4]

研究者发现,不只大人,小孩子也更倾向于帮助那些曾将玩具分享给自己的人[4]。可能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对于那些依赖性很强却又无力回报的人(如婴儿),我们也会愿意并认为应该帮助他们,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就是另一个Buff啦~

社会责任规范:我自愿帮助你,不求回报!

当面临需要施以援手的情景时,我们会把别人的需要归因于不可控的困境,如无辜遭受新冠疫情,我们就会采取所有能想到的方法去帮助同胞。就如在此次疫情中,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部分民众专程奔赴海外搜集口罩等救援物资、各地的医护人员不求回报纷纷奔赴重灾区、社会爱心人士帮助灾区群众喂养宠物。这些都是心中有大爱的人,他们的不约而同只因同一个目标:期待能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但是当我们发现一些人的困境是“自找”的,比如在期末考试前,一个平时上课经常迟到早退,不遵守课堂秩序、宁愿插科打诨也不愿记笔记的同学希望你给予帮助时,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借课堂笔记给他呢?可能我们就不太愿意了。

因此,社会责任规范使人们更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且最应该得到帮助的人。[1]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内心的抉择是这样的:

—内部回报:心灵的那些事 —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哪些动机促使着我们去帮助别人呢?

一、内疚感

从古至今,内疚感一直是一种令人不悦的消极情绪,我们也总想避免内疚感的产生。但有研究认为在感到内疚的情境中,我们更倾向于做出助人行为。McMillen和Autsin在1971年做了一个实验:在实验开始前,研究者引诱一部分被试说谎,另一部分被试则没有受到引诱,在实验结束之后询问他们:“你们已经可以走了,但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帮忙做一些事吗?”结果显示,没被引诱说谎的人平均愿意多付出2分钟,而被引诱说谎的人则付出了63分钟。这说明,当我们陷入内疚感时,更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以此摆脱自己的内疚感和树立一个积极的公众形象。

当我们看到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衣服湿了干,干了湿,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勒出印子,而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时,我们可能会因无能为力而产生内疚感。但也正因为这种内疚感,我们才更有可能去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捐助。

二、坏心情-好行为

虽然,我们都想拥有好心情,但适度的消极情绪也有助于助人行为的产生。Thompson等人(1980)的实验发现,人们因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消极事件而感到悲伤时,会提供更多的助人行为。但极度悲伤的情绪通常会使个人经历一段强烈的自我关注期,产生自我中心倾向,而这抑制了我们对他人的关注和付出。因此,坏心情与好行为的关系更为复杂,但简而言之,如果不是全然沉浸在痛苦之中,悲伤会让我们更加敏感并且乐意帮助他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重大灾难事故发生后,受灾地区之外的民众捐款数量都会急剧增加的原因。

三、好心情-好行为

此外,心理学研究也证明“快乐的人更愿意去帮助别人”。不仅帮助他人能缓解消极情绪并带来积极的感受和体验,而且好心情会促使我们产生更多的积极思维和自尊,从而推动助人行为的产生(Salovey, et al. ,1991)。同时,当我们因积极事件的发生而产生好心情时,如果这时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他人,就会产生与他人相比的优越感,基于公平原则,我们会更愿意帮助他人。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在中彩票后会捐出一部分款项。就像在当前疫情中,新闻报道中每一个振奋人心的事件,每一个温暖人心的瞬间,都能唤醒我们的好心情,让我们做出更多的助人行为[1]

—同理心: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看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利他主义?

Daniel Batson一生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当我们目睹他人的痛苦时,会引发两种情绪:关注自我的痛苦和关注他人的同理心(empathy,也作“共情”)。痛苦引起的是利己的动机,而同理心引发的则是更纯粹的利他动机和帮助行为。

基于同理心的帮助行为是否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呢?研究表明,当人们的同理心被唤起后,即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帮助行为不会为人所知,他们也愿意提供帮助。如果他们的帮助不成功,哪怕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会感到沮丧。有时候,即使人们认为自己感到痛苦,但会将自己的痛苦归因于没有有效的调节情绪,仍然坚持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在做了多个实验后,Batson指出,尽管人们所做的大多数事,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但是,帮助行为并不完全为了利己,这世上还存在着真正的利他主义,它起源于同理心,一种同情和关心他人福祉的情感,是我们人性中最熠熠生辉的一部分[1]

在这次抗击疫情阻击战中,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温暖——我们看到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看到许多企业和公众人物捐款捐物,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平凡人给予我们最多不平凡的感动:有免费接送医护人员的“爱心车队”,有每天给医院送去近千份盒饭的“爱心厨房”,在“基建狂魔”的背后,是一个个不眠不休的身影...

让我们来传递温暖吧!你不知道自己的火把举起来,会照亮哪里,又会有多少的火把跟着你燃起。有一份光,发一份热,雪融之后,又是春天!让我们期待春暖花开,期盼所有的人平安归来!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

[1]戴维·迈尔斯. (2016). 社会心理学(第11版).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02.19.

http://m.news.cctv.com/2020/02/19/ARTIVc0GntWgKfUyfldJlrxj200219.shtml

[3] Gouldner, A. W. (1960).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2), 161-178.

[4] Whatley, Mark A., Webster, J. Matthew, Smith, Richard H., & Rhodes, Adele. The effect of a favor on public and private compliance: How internalized is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Basic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1(3), 251-259.

[5] Dunfield, K. A., & Kuhlmeier, V. A. (2010). Intention-mediated selective helping in infan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4), 523-527.

 

作者:郭玉华 许放 何昭睿 杨晨 牛更枫

审核:刘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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